鸦片战争的积极影响（要400字左右的）

鸦片战争的积极影响（要400字左右的）
鸦片战争的积极影响（要400字左右的）

鸦片战争的积极影响（要400字左右的）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变更空间和物质条件,同时也促使中国文学形成了发展变革的思想动力.从鸦片战争开始,民族受凌辱,国家被瓜分的严酷现实,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社会各阶层都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纷纷探讨救国图强的途径,各种学术理论也以此作为最迫切的研究课题,从而兴起了一股强大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救国图强的社会思潮. 1840年的炮声轰醒了长年沉湎于程朱理学、仕途经济的中国知识界,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加速了中国士大夫集团的分化 .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 ,中国的知识界终于从从过去“天朝大国”“长治久安”的幻想中看到即将亡国灭种的危势.先进的知识分子转而关心祖国的危亡 ,民族的灾难 .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积极寻找改革之道.他们提出“更法”“改制”、“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方针给以后的改革者和爱国者很大的启迪,对近代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统治集团中又出现了以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的洋务派,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兴起了办军事、办工业的洋务运动,以图自强求富,挽救民族危机. 但是,经过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特别是九十年代的中日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彻底宣告失败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靠他们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根本无法自强求富,要挽救民族危机只能另走新路.于是出现了包括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派.他们以“变法”“维新”为旗帜,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抨击封建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并以“ 变亦变,不变亦变 ”的强硬姿态要求进行社会改革. 维新变法运动后来虽仅以百日“新政”而结束,但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百日”间所昭示“新政”虽然大多没得以继续,有的甚至还来不及实行,但维新派所翻译介绍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等思想,却给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带来了观念性的变更,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社会进步力量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变法维新的失败也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造成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所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行动纲领,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在1911年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从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更迭演变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影响、决定或者牵引着各种思潮产生、发展,驱动各种“新政”出台的最主要因素,无一不是“救亡图存”.洋务派认为造炮制舰,开矿办邮,推行“自强新政”是强国之道,不料他们坚甲利兵的梦想在甲午战争中被帝国主义的炮舰击沉在大海之中.维新派希望通过政制国体的维新救中国,但慈禧太后们的宫廷政变使他们的热切希望化作了泡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就可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 , 但袁世凯的窃国又使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境地.面对这一桩桩悲剧性的事件,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时时进行历史的反思,不能不在困惑中寻求新的答案. 严复思索着：“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桔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民力已隳,民智已卑 ,民德已薄 ,虽有富强之政 ,莫之能行 ”（严复：《原强》）.所以治本之法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其中,他又以“开化民智”为这三者的关键. 梁启超后来也谈到：“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所说的“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很大程度上指的也是整个国民思想观念的不足.他们还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中看到,“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郑观应：《盛世危言·技艺》）.因此梁启超说：“必以广智为第一义”（《 上陈宝箴书 》）,严复也认为“尤以愈愚为最急”（《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 》） ,肯定“ 民智者,富强之源”（《原强》）. 鉴于文艺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宣传启蒙思想、揭露批判封建主义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们也看到文艺对群众的极大影响,因此确定文艺是开启民智的最好手段,也就是改革社会的最有效工具,所以特别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地位,认为“盖载道明德、纪政察民,胥于此文是赖；含融万汇,左右群情,而吐焉、纳焉、臧焉、否焉、生焉、灭焉,惟兹文学始独有此能力”.又说,“当此时期,倘思撼醒沈酣革新积习,使教化日隆,人权日保,公德日厚,团体日坚,则除恃文学为群治之萌芽,诚未闻别有善良之方法.”（陶曾佑：《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近年以来,忧时之士,以为欲救中国,当以改良社会为起点,欲改良社会,当以新著小说为前驱.”（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这样的观点当时很普遍.他们将文学的力量讲得极为神奇 ,有的甚至说文学有“ 左右世界之力 ”（黄遵宪：《与邱寂园信》）. 因此,在甲午、戊戌深创的国耻和血泊中,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共识：要强国救国,中国就应该进入一“人心之营构”的新阶段,就必须“启智” “新民”,必须 “使民开化”.而要“启智”“新民”,文学又是首选工具,他们不能不通过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学样式以及文学表现手段的改造来实现其文化功利目的.作为文化名人,作为时代弄潮儿的严复梁启超们的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同时也得到了更为年轻一代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回应.青年时期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 《呐喊·自序》）. 正是近代以来这种 “救亡” “启智”的社会思潮,连同“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批判革新精神,驱使中国文学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所展示出的反帝反封建和科学与民主的历史风采,我们不能不说“救亡”“启智”是二十世纪初年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变更的历史驱动力,同时也是这一文学进程的历史性结果.